央视《对话》 | 他集教育者、投资人、创业者于一身，打造科创梦工厂
深圳科创学院发起人、XbotPark机器人基地创始人、香港科技大学李泽湘教授，近日接受央视财经《对话》节目访谈。
李泽湘教授一直致力于年轻创业者的培养和新工科教育的探索。在他的带领下，香港科技大学3126实验室、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的教改实验班以及XbotPark机器人基地等已走出140多家硬科技企业，其中包括8家估值过10亿美金的科技独角兽企业。李泽湘教授将松山湖机器人基地独特的产业创新模式成功拓展到了香港、宁波、常州和重庆等地。
如今，在深圳市及坪山区、南山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李泽湘教授发起创办的深圳科创学院，也步履不停，坚持攀登，续写着拔尖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探索。
以下为采访实录（经编辑整理）
主持人：各位好，欢迎收看《对话》。在鼓励创业创新的今天，大学教授创业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是有一个人集三个身份于一身，分别是教育者、投资人、创业者。他培育和孵化了140多家硬科技企业，总估值超过2000亿，其中90后、80后的亿万富翁就有十几个，他就是我身边这位李泽湘教授，欢迎李教授。在坊间有很多关于您的形容词，说您是科创界的扫地僧。
李泽湘：是我们这些年轻人非常的优秀。
主持人：您有三个身份，李老师是不是您最喜欢的称呼？
李泽湘：是。2000年到2014年探索了60多个小团队。我们讲存活率，不见得每一个团队都是独角兽或者准独角兽。实际上，估值也是我们不太看重的一件事情，可能这个阶段好，下一个阶段又要碰到各种困难，是吧？这是一个动态的东西。
主持人：我们都说创业九死一生，为什么您孵化和培育的企业的存活率能这么高？
李泽湘：可能有几个因素。首先，通过教育让学生能够了解、掌握创业的基本技能，少犯一点错误。第二个方面就是得益于整个大湾区供应链的优势。第三个是我们不断地总结前面创业者失败的经历或者踩过的坑，把这些经验体系化地传递给后面的创业者。
主持人：今天我们还请到了B站（哔哩哔哩）的一位知名up主林超先生。林先生，在您看来，80%和15%这两个数字在行业当中是什么样的水平和水准？
林超（投资人、知名科普财经博主)：这两个数据听起来很夸张。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硅谷的YC（Y Combinator），2021年的数据应该是成功率在50%左右，50%就远比80%要小了。其次，独角兽数据的差距更大，2022年，YC孵化的公司大概有3000家左右，其中独角兽的公司大概是90家，独角兽率只有3%。
主持人：在您孵化的估值排名前20位的企业，千亿级的企业有一家，百亿级的有三家，10亿级的有七家，剩下都是过亿的估值。很多人都说您搞的这个项目是个科创的“梦工厂”。
李泽湘：从某种意义来讲是这样。老师的产品就是优秀的学生，帮助他做出让人振奋的科技产品。
主持人：今天在我们《对话》节目现场，就有很多这样的学生。
张峻彬（云鲸智能创始人 CEO）：大家好，我叫张峻彬。我是云鲸智能的创始人，云鲸智能也是李老师早期孵化的企业。我们云鲸到现在已经第七个年头了，我们是全球第一个做全自动洗抹布拖地机器人的公司，现在有将近一两百万的用户。
陶师正（逸动科技创始人 CEO）：大家好，我叫陶师正，是逸动科技的联合创始人和CEO，我也是李老师创业的一个产品。逸动科技2012年成立于香港科技大学的3126实验室，我们目前在全球中小功率船艇行业中市场份额排名第二，产品也销往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主持人：你们是因为什么样的契机而来到李老师麾下？
张峻彬：我是2015年接触李老师的。那时候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刚毕业，想要创业，刚好李老师有个公众号，我就往公众号投了一份简历。隔了好几天，有一位同事联系我，说李老师想见见我。那时候我受宠若惊，因为李老师其实已经在我们的行业里面属于教父级的人物了。
李老师看到我就说，“走，吃饭去。”吃饭的时候我也跟李老师分享了很多早期的创业想法，老师说这想法听起来不那么靠谱，你先来我这儿，我带你先到处转一转。那时候老师刚好也在做孵化器，全世界跑，见了很多好的公司和好的创始人。所以在那个阶段我跟着李老师一起开阔了视野，回来了以后就重新构思整个的创业方向，才有了今天的云鲸。
主持人：您只看了一份简历，您就要见一见他。那份简历里写了什么？
李泽湘：是，我们主要还是看人，看他眼睛有没有光，有没有一种渴望想要去做一番事情。
主持人：师正呢？
李泽湘：实际上还有一家公司海柔创新的创始人陈宇奇，也是每次我开车去深圳的路上，就坐到我的车上。
主持人：都是靠搭车发现的创业者。梓昂你也搭过车吗？
王梓昂：我没有搭过车，但我感觉我跟李老师的联系其实比较奇妙。高二的时候我带队去打机器人比赛，由此知道了李老师，后来考到了重庆大学，发现正好首届明月开始招生了。真的是非常奇妙。
主持人：林先生，你觉得批量复制创业者这条路走得通吗？
林超：坦率说，像培养学生一样培养创业者，以这种方式来做孵化器，成功率很低。这属于不是特别功利地以投资回报率为考核指标，这样的孵化器成功的非常少，即便是YC，它也不是直接从学生开始。
李泽湘：每一个来这儿创业的学生，我自己、我们三个老师、我们团队的同事都会花很多时间跟他们去聊，理解他想做什么，需要哪些资源，我们尽量地跟他们串起来。创业过程肯定会起起伏伏，只要他不放弃，作为老师的就愿意竭尽一切办法帮助他渡过难关。
林超：我看得出来，李老师本身应该是特别有好奇心，很开放，他觉得这个事情做得每天都很开心。因为创业的第一天就是穿上永不停止旋转的红舞鞋，在舞台上就一直转，一直转。你需要对这件事情有特别强的执着和热爱，支撑着你每天打开门的时候，都在想怎么把事情做好，而不是说公司什么时候能成独角兽、什么时候能上市。如果你每天都想后面这些问题，你会崩溃的。
主持人：我们听说您选人和培养人有一个很特殊的方法，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李泽湘：我们经常组织爬山的活动，每个星期、两个星期或者只要有时间吧。爬山时，既能休息大脑，又能够深度地沟通交流，大家关心的产品打磨等各种东西都可以在这十个小时的爬山过程中展现出来，同时这也是对毅力的一种测试。
主持人：我看到这张照片上面写了三个字叫“绝望坡”。
李泽湘：它就在深圳科创学院旁边。
主持人：您是故意的吗，要去绝望坡？
李泽湘：没有，就是刚好那个山是叫绝望坡，我们实际上还有比这更绝望的地方。
主持人：还有更绝望的地方？
李泽湘：在香港科技大学的时候走过毅行者，100公里，36个小时不间断。
张峻彬：我爬过好几回。
陶师正：当时我们实验室有个传言，就是如果你跟着李老师爬不了山，你是毕不了业的，当然这只是个玩笑。
当时我的合伙人小康刚来香港，李老师就喊着我们去爬山，我们就去了。我记得应该是走麦里浩径一二三段30公里，我们两个没走完就觉得不行了，要撤退了，然后我们就提前跑了。结果那次以后李老师就给我们打上了标签，说以后谁爬不动了想撤，就找我们两个。这对我们刺激非常大，我们决定发愤图强，要洗刷掉身上这个标签。所以我的合伙人后来也是非常努力，一直在爬山。
李泽湘：你也知道创业是个苦力活，它需要有好的身体。我早期去美国读大学，人生地不熟，压力也挺大，要考高分，有好成绩，所以确实睡不好觉。各种方法都试过了，但还是不行。最后我的一个美国朋友就说你跑步，坚持每天跑个10公里或者13公里，不管是从夏天到冬天。匹兹堡的冬天特别冷，零下加上风的效应负40华氏度，基本上没人了，我还是一个人坚持在跑。这样一种好的运动的习惯一直延续到今天。爬山成本最低吧。爬山又是低碳。尤其人在累得不行的时候，讲的都是发自心里的话。碰到了什么问题、挫折，我能够真正地感受到，并给他们建议、开导。
主持人：在大屏幕上有一个二维码，三位创业者可以掏出手机扫一扫二维码，能不能用几个关键词写一写你们在创业过程中即将崩溃的时刻。好，我们看到了，“团队”是谁写的？
王梓昂：创业这件事其实一直埋藏在我心里，我一直想去做这件事情，然而，周围的朋友虽然玩得很好，但大家不一定有创业的认知。自从上了大学，进入到了李老师的体系下，非常容易能找到跟我志同道合的伙伴。
我们团队现在是5个人。当时有一件特别让我感动的事，我搬了一张床睡在基地，因为每天事情很多，搞不完。突然有一天，另外两个合伙人也跟我一块睡基地了，我们一块加班，过了一天，又多了两个床，到最后我们整个团队5个人都在基地睡，早上醒来就开始干活、做样机。有一天晚上我熬夜熬到了凌晨三四点，看他们4个人躺在床上还忍不住拍了张照片。当时黑灯瞎火的，只能看到4个小人头露着在那睡觉，特别可爱。我想以后如果真的我们公司做成了，一定要把这张照片贴在某个显眼的位置，告诉我们创业的艰难，也告诉我们团队的重要性。
主持人：我们看到还有一个词叫“技术控”，这是谁写的？
陶师正：技术控是我写的。其实技术控不一定是好的，它有两面性。我们团队有4个人，都是李老师的学生，是搞技术出身的。当时第一款产品是电动船外机，在那时市面上最大功率的电动船外机是4000瓦的，我们说那我们功率一定要比它大，说明我们的技术是世界上最牛的。于是我们就花了两年的时间把6000瓦的电动船外机打磨出来了。我们把它带到了荷兰的一个展会上，国外的一些客户见到都非常吃惊，没有想到我们能够做一款这样的产品。但随之而来，我发现所有人都问我同样一个问题：有没有1000瓦的产品？这令我们4个技术人员非常吃惊，难道6000瓦的产品不好吗？它多牛啊，功率又大，效率又高，大家为什么不喜欢这样的产品，反而要一款1000瓦的产品？最后跟大家交流下来，发现6000瓦的产品可能太超前了。
我们4个创始人回到国内就坐不住了，开始非常激烈地讨论，因为当时其实团队也没有太多的钱，这款6000瓦产品如果要把它真正打磨完成，还要花一年时间，还要投几百万的资金进去。当时我们4个人2：2，就是2个人觉得我们应该继续把6000瓦的产品做下去，至少先让它出来，卖不卖得出去再说；另外两个人坚持说我们应该立刻停下来，着手做一款1000瓦的产品。团队发生了非常激烈的争吵，真的要散伙了。但李老师的一句话点醒了我们，说我们不是做一个产品，是做一家公司，那么作为一家公司，最重要的事情是先要存活下来。因为这句话，我们这个技术出身的团队才能够转型，转向了市场的需求。
主持人：还有一个词叫“不贴牌”？
张峻彬：我写了不贴牌和不追随。不贴牌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很多企业做到一个阶段了以后，会相对比较困难，这时候发现有一些所谓的短期路径的事情。那时候有一些家电公司想要直接用我们的产品贴上他们的品牌，再拿去卖，这样其实短期可以收很多现金流回来，但如果说想自己做品牌的话，实际上是相对比较困难的。很多企业在面临这些选择的时候，会选择短期的行为，先帮一些大的企业贴牌，先把钱收回来。但其实李老师经常跟我们讲一定要做自主品牌，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李老师的底线。
主持人：李老师是反对你接一些贴牌生产的一些项目是吗？
张峻彬：对，特别是在早期的时候，品牌刚开始在高速发展期，差异化的产品、好的产品是最好的筹码，这时候其实应该把它全部用在自主品牌上面，否则后面会越来越难走。
主持人：但是如果选择不贴牌这条道路，是不是就影响你活下来了？
张峻彬：会。但我觉得那样活下去可能也没什么意思。
李泽湘：这些从学校里出来的创业者如果跟着别人走，做一个没有差异化的东西，洪水一过来就会把他淹死。所以我们一直要求学生一定要瞄准一个大家都还没有关注到的领域，做出一个独特的产品。
主持人：6000瓦也是独特的产品啊。
李泽湘：但是是用户要为此买单的产品，这个很关键。从2000年到2010年，深圳华强北出现了一大批山寨代工贴牌的企业。这些企业虽然在某个阶段发展得不错，但最后因为没有品牌都消失了。我们经过了痛苦的思考后，下定决心，我们体系的学院派创业者要走出去，要把自己的品牌打出来。
主持人：给创业企业投钱，还要搭精力、出主意、想办法，甚至搭团队等等。问一下林先生，这种情况在投资人当中常见吗？
所以，如果还能够复制多几个李老师，中国的整个基础的创业者孵化生态会好很多。如果我们中国接下来要做出一些前人没有想过的科技成果，我们可能真的需要一些很年轻的、很执着的、敢去重新定义行业的这样一群人。如果我们去看硅谷，就是有这么一些人，像神经病一样，很偏执，想做一些前无古人的事情，然后在10个人里面、20个人里面有1个人做出来了，就改变了世界。
主持人：李老师，在您做了这一切的事情之后，有没有发现自己踩过坑？
李泽湘：有。花了很大功夫去帮助他，后面他又不吸取教训，下一次又跳到坑里去了。当时我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做了一个教改班，校企联合培养这些学生，这些学生也确实掌握了很多前沿的技术。那个时候LED产业突起，但缺少一个关键设备叫焊线机。我就支持他们去做了一家半导体封装设备公司，叫比锐，团队有8个同学。那个时候市场非常好，中国还没有一家公司能够解决我们今天讲叫卡脖子的这个问题。最后折腾几次，这个公司就散伙了。非常痛惜。投资人要求回购，我还自己把这些学生的所有的股份都担起来了。
主持人：您会不会觉得兜底的风险太大了？
李泽湘：那个时候我们就两个老师，也不懂各种各样的保护条款，各种各样的法律文件。但我们现在已经有个体系支撑这个事情了。
主持人：在某种程度上您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踏踏实实、开开心心地做一个大学教授不好吗？
李泽湘：我们做这个也更开心。我们原来这么多年都是阶段性的探索，做到一定的程度后，不管是教育也好，孵化也好，都受瓶颈的约束了。现在我们终于有机会把这些要素都串起来，形成一个生态。这是我们读书人、学院派创业者也许几百年都从来没有的一个机会。
主持人：听说您最近又要翻越一座更难爬的山，叫教育改革。在教改当中您想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
李泽湘：这些年高校教育体系，培养人才的模式跟产业需求中间的差距太大。我们产业要发展，新经济要起来，一定需要一批像峻彬、像陶师正、像伊隆马斯克、像乔布斯这样的年轻人出来。
主持人：通过教育来培养创业者，这个速度好像稍微慢了点，比如说梓昂，从大学开始学，等大学毕业至少也要四年的时间。
李泽湘：看上去似乎需要长时间，但实际上“磨刀不误砍柴工”，根基把它打牢了，后面反而是快的。
主持人：如果我们把它比作更艰难的一座山的话，那您的起步点是从哪儿开始的？
李泽湘：起点决定最后的高度。选在莫干山，可能就爬个1000米；选在黄山，可能爬个3000米。所以我们起点选在了珠峰的大本营。起源于刚刚他们这几个同学参与的机器人比赛。第二步就是在松山湖创办孵化器的时候，跟广东工业大学创办了粤港机器人学院，这是从本科开始，里面一批学生后来也成为初创公司的核心工程师。然后我们又跟常州大学、宁波工程学院进行进一步的迭代，可以出现一些联合创始人，又往前走了一步。最新的重庆大学明月班，现在是卓越工程师学院，在三年级的时候就已经出现创始人。所以现在刚刚跨过北坳，是一个蛮大的突破。
主持人：教改难还是孵化独角兽企业难？
李泽湘：教改难。教育也是个创业，而且可能是更难的创业。因为这是我们这个体系的原因，考试、知识的灌输，分科的培养，整个考评机制的设计，这些都不是为培养创业人才或者是真正的科创人才来设计的。
主持人：今天我们《对话》现场还请到了您明月班的合作伙伴，重庆大学卓越工程学院的罗院长。在做这个选择之前，您在重庆大学做什么工作？
罗远新（重庆大学国家(重庆)卓越工程师学院执行院长）：我是本科生院副院长，职责是对教育的管理，并不是下地种田的人。脱下鞋、下地种田，完全是在这种认同的情况下，自己觉得有一种内在的动力去往前做的一件事情。
主持人：做了这样的选择，您觉得您失去了什么？
罗远新：对我来说，科研项目的承接、出差，这些都会大幅减少。同时我可能在其他评价方面都会受到影响，对个人来说肯定会有很大的冲击。
主持人：您为什么要干一个这么难的事儿？
罗远新：我在2007年到2010年在香港读博士。读博士期间，就已经了解李老师和弟子们创业的故事。2020年的时候，正好有一个机会跟李老师交流，说到政府想做这么一个科创生态，我们花了5天的时间，研讨到底要做些什么。在这个过程中，我能感觉得到李老师对新工科教育的执着信念，能深刻理解到这种创业者为什么能够成功的逻辑。这些成功的背后，教育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所以，需要有一批这样差异化的教育，来帮助我们改变现有的产业。
李泽湘：在明月班之前，我们有一些小范围的探索。国外也有一些探索的案例，有一个小学校叫欧林工学院，也是一批像罗老师或者是我这样的人，觉得传统的工程教育跟产业的创新已经脱节了，想做一个新的模式，胆子很大，在基金会的支持下办了这样的一个学校。规模不大，每年招80个学生，汇聚了全美的一批有情怀的老师，经过了十几二十年的迭代，确实成就很了不起。如果中国能够有几个这样的学校，不用很多，我觉得我们就成了。
主持人：罗老师您经历过传统的教育培养体系，明月班是比较新的一种体系，两者相结合肯定有难点。
罗远新：我非常认同跨学科教育对一个人的改变。各学科的分科教育，实际上原来的规范性做得非常好，但是知识的更新以及跨界的能力十分受限。这些学生毕业以后去企业工作，很多东西都要重新学。那对于明月班，设定改革目标时，我们是全盘推倒重来，不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小修小补，而是在平地上重新建房子，所以在设计构架上就花了很大的力气。我们从人文、科学、工程、设计再到通识，整个序列是跨度非常大的，这对我们原来传统教育是不可想象的一个改变。
主持人：老师就要迭代自己的课程内容。老师愿意吗？
罗远新：为了把明月班30个学生教好，我从15个学院选了30名老师，都是我自己一个一个打电话请来。做课程建设的时候，尽管花了很多的力气，但老师们在初期阶段还蛮有动力。但是客观地来说，时间长了以后，光靠激情是不够的，后面得有制度跟上。所以今年，我们成立了工程师学院，政府也给了比较大的资助，整个教育体系和更新的方式就会制度化。
主持人：梓昂是明月班的学生是吧？
王梓昂：对。明月班的课程主要是以项目制为主。我们在做项目的过程中也是在学习相应的知识，不管是工程原理，还是数学物理方法。这几门课带给我们的都是非常明确的一件事情，就是告诉我们学的东西可以用来做什么。新工科教育以及李老师的体系可以给我们更大的一个包容以及自由度，能让我们去创造一些东西。人生不止“小镇作题家”这一条路，还有更多的一种可能性。
主持人：你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把梓昂这样的优秀学生选拔上来的？
罗远新：这个改革班的选拔方式和以往改革班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不会通过考试这样非常量化的尺度进行选拔。因为每个有创新思维的同学都有不同的特质。每一届，我们都会组织面试和项目测试，观察学生有没有好奇心，眼里还有没有光；学生是不是开朗，他是不是乐观，这个也对我们非常重要。
主持人：这个班有被淘汰的同学吗？
罗远新：有。退出了7个。主动申请退出的有2位，他们感觉自己不适应这种方式。还有一种就是学生的学习比较功利化，只看GPA，平均分，考试要什么，我就去学什么，这就会脱离了我们当时做教改的初衷。
主持人：会不会觉得稍微有点遗憾？
罗远新：教育是帮助自己认识自己的过程，不适应就换一条轨道，对教育来说没有遗憾。
林超：我是这么看的，我们不能把中国过去这么多年的教育方式一杆子打死，觉得它就是不行的。它其实帮中国解决了很多问题。因为中国人口巨大，要让这么巨大的人口获得相对普惠的较高水平的教育。但是我们国家现在所面临的新的创新难题，是过去这种传统标准化的教育很难能解决的。新一轮人工智能革命正在发生，其实不光是在工程师的教育，我们初中、小学、大学的教育，以知识点为罗列、记忆为核心的教育到底还行不行，值得我们思考。到最后你会发现，这些东西都比不过机器人的大脑。关键是提问题的能力，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思维转变，我们叫mind change。技术革命也推着我们整个教育体系必须发生改变，因为再不变，你在浪费大量的孩子的青春。李老师、罗院长作为先行者，他们开了一个口子，已经让大家看到可行性了。
主持人：林先生觉得这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李泽湘：一个方面是极其迫切，我们已经到了一个节点，不做这个事情不行了。第二个我们如果不做这个东西，我们以前的人口红利没了，工程师红利也跟不上，现在大量大学生，你还得为他的就业去发愁。
主持人：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就一路“卷”到大，可能到时候再找工作的时候，跟企业的需求又有一定的差别。
林超：“卷”核心的问题就是，大家都想要去一样的职位，都有一样价值观，都是想考一样的很好的专业，去一样的金融公司去上班，就这种一样的目标。但是你新的需求却没有人去关注，也没有人去按照那样的需求培养孩子，所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资源错配。
李泽湘：如果我们能够把一部分的大学生，把他们带入到一个新赛道。他能够发现、提出好的问题，再整合各种知识技能去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的创新就不得了了。
主持人：教改这条路走到今天，您觉得这条路走通了吗？
李泽湘：你很难去推动一艘大船，需要在旁边建一个小的样板，让大家看到还有一个不同的方法，很自然就能够触动大家思考。之前我在实验室想说服那些学生到深圳创业，不成功。大家一毕业了就去美国、去华尔街、去硅谷工作。汪滔他走上创业这条路，是自主走上的。在他后面，10个学生中9个就跟着就上来了。希望更多的高校，去明月湖去学习、取经，我们都敞开了。要这些课程资料，要这些培养方案，我们都很乐意分享。
主持人：整个模式复制的关键是什么？
李泽湘：对这个模式的认可跟理解。一个方面就是地方的政府，尤其“一把手”，因为推动做这个事情需要配备资源，各种各样的产业的环境。另一个就是高校的“一把手”，还有像罗老师这样的，我们叫敢死队的队长，来落地这样一个美好的理念。后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相信用个5年、10年，我们一定站在更高的高度。
主持人：做好了投入多长时间的准备？
李泽湘：小车不倒，只管拉。你看这些人，我们都是同样地，就一直往前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