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来源 | 三联生活周刊

成为人缘最好的人

通常来说，科技领域青年创业者的故事，是不是最好从一个小孩，小时候就喜欢拆家里电器，或者爱看哆啦A梦开始？

挺不好意思的是，我的童年基本是在学校玩沙子，和小伙伴人追人，家里有电脑，我只用来打一些小游戏。我没上过课外辅导班，不知道小学还有什么学科竞赛、程序训练或者机器人比赛，唯一一个和器械有点联系的，是玩盗版乐高——报刊亭里两三块钱一盒，按说明书拼出形状的那种。我会在拼完后，把说明书扔了，自己再拆开乐高拼出其他形状，想象它们是飞机、车、船之类的东西。但说实话，这些也是不少人小时候都会做的，没什么特别的事吧。

孙英东和团队的办公室目前还在深圳科创学院内，他白天比较忙，经常要回复各种信息（袁克诚 摄）

这可能跟我成长的环境有关。我来自贵州遵义的一个小镇，3岁时我家在遵义市买了房子，但因为我爸是县城镇上的初中数学老师，为了方便接送我上下学，我小学也跟着他在镇里读书。早上7点起床，和爸爸一起搭公交车去镇上，晚上七八点才回到城里的房子。

读初中前，我的梦想是“成为人缘最好的人”，我喜欢交很多朋友，或者说影响一些人。但是读初中后，一个土了吧唧的、家庭很普通的小孩到了城里，我发现同学间关系变复杂了，开心、真诚不是第一标准。比如数学开始学函数f(x)，我说：这是什么，这不是韩国女团吗？没什么人在意这种梗，好像是谁穿了耐克、阿迪，谁就更受欢迎。那时候我有些苦恼交不到朋友，妈妈跟我说：成绩好了就有朋友了。后来我成为班级前几名，发现真是这样。这种优绩主义在当时解决了我部分困扰，也在之后许多年，成为我的另一种苦恼，是我常感到“拧巴”的源头之一。

比如，我上了市区最好的高中，高一时成绩下滑得厉害，被从重点班调到普通班，成绩在全校落到中游，当时我觉得自己就要这样平平无奇下去了。虽然我还有朋友，后来也做了班长，在交际上，我像一个通用型配件，谁都认识我，可以跟我开玩笑，但我觉得自己不是一个被主流价值观完全认可的人。同时，我也不认为主流就一定是正确的。在一切都有些模糊和晦暗的时间段，我发现了机器人比赛。

《大考》剧照

那是高二时，我经过学校的机器人实验室，有点好奇，打开其中一间房间的门，看到一个机器人在动。当然不是人形机器人，是有轮子的、车子形状的机器，比如输入一个发射命令，机器人就可以弹出东西。当时我觉得特别神奇，能造出这种机器，不就帮人省劲儿了？能做出机器人的人，就像是拥有一种超能力。我想拥有这样的能力，就申请加入机器人团队，开始跟着老师、同伴以及网上的资料学习做机器人。很多个晚自习我都在实验室度过，我做机器人似乎真有点天赋，我们的团队连续两年获得机器人竞赛贵州省第一名。

机器人竞赛带给我许多正反馈，哪怕有时是一种虚荣，也让我更自信。我记得清楚的有两件事。一件是我和队友去贵阳市参加机器人比赛，回来的时候，比赛方用车送我们回到遵义，那是一辆高端的奔驰商务车，我们语文老师看到了，在班里讲起这件事，我觉得自己挺有面儿。

另一件事是我们拿了贵州省比赛第一名后，去北京的中国科学院大学参加比赛。我到了北京，觉得那里真漂亮，大学的饭也很好吃，来自全国各个地方的学生来参加比赛。虽然我们省资源差，比赛被虐得很惨，但我第一次意识到：在我们那个小地方之外还有更广阔的天地。我不想再在一个资源弱的地方焦虑，我想去更大的城市，追逐更高的成就，机器人是我的一个抓手。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开阔视野”。

《骄阳似我》剧照

后来我意识到，我为什么喜欢做机器人这种智能硬件，不喜欢敲代码，是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喜欢从无到有，创造出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器械的人。比如一台电脑，我好奇的是电脑本身怎么做出来、怎么运行？这靠敲代码是学不到的。初中时我特别爱看《荒野求生》，卧室里还有节目主角贝尔的海报。我感兴趣的是，到一个荒芜的地方如何做出一把弓箭？那你要去找木头，要看木头的材质、长短、牢固程度，然后找到适合做弓箭的弦，创造出一个实物，解决实际问题，这个过程让我兴奋，也给我安全感。

当初的我非常需要被定义、需要被认可和贴上标签，做不同功能的机器人，让我觉得自己跟科技、跟创新、跟发明沾了点关系，像另一种维度的《荒野求生》，我在模仿我的榜样。我追求那种感受，就像我后来创业做一款新产品时体验到的——造物主的感受。

你们读高三时，班上有没有同学互相问起，以后的梦想是什么？我记得我当时的目标有两个：要么做一个省委书记级别的政治人物；要么做一个科技企业家。这两个目标都指向一个共同点，我想成为一个有重要影响力的人，某种程度上跟我小学时想成为人缘最好的人差别不大。

《新生》剧照

但在我进入华中科技大学后，迅速破掉了第一个目标。我发现我不适合做政治家，因为那是另一条需要禀赋和资源的路径。大一刚入学时我竞选班长失败了，当时我说自己会服务好大家，但另一个男生，我记得很清楚，他在讲台上介绍自己的中文名和英文名，他说自己高中当了三年班长，跟门口保安大爷关系都很好，晚上回宿舍晚了，锁门了，保安大爷能给他开门。我在底下听着，和同学们一起笑，我都想选他当班长了。

虽然竞选班长失败，但我还有自己热爱的事情——我想继续参加机器人比赛。我通过竞选当上了学院机器人社团的队长，最多时候管理七八十个成员。但这个时候，我又开始特别拧巴，我从小就是一个希望自己受欢迎的人，但在当时的大环境下，要求一个学生成绩好，考研考公、高薪工作是最安全的目标。谁更优秀、谁更值得，我内心有着不一样的标准。而如果我全心投入机器人比赛，我就无法兼顾学习。

事实上，我确实也选择了自己更想做的事，参加比赛。我喜欢创造新事物的感觉，我很想赢，想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我在上课的时候想机器人，没课的时候去实验室研究机器人。我要求队员们没有课就要每天早上9点到实验室，做不到的人我就训话。寒暑假，我只给自己放两周假，其余时间就在学校想着做新的智能机器。

《骄阳伴我》剧照

这种选择伴随着极强的压力，因为我已经放弃了在大学中“卷绩点”，所以绩点并不高。在华科大这样一个理工科占主流的学校，身边绝大多数同学都在“卷绩点”，早早为以后保研或者考公做准备，我却什么也不管地研究比赛，虽然我们团队得过RoboMaster机甲大师赛国家级二等奖，大三时我提出做“智能自动熨衣机”的想法，和一个有四五人的小团队做出样品参赛，获得机械创新设计大赛全国一等奖。但我发现自己打了几年比赛，反而像一个大环境下的局外人。

有一段时间，我担心自己是不是个疯子。我不知道自己带领团队参加的这些比赛有什么意义，这是不被更主流的价值观认可的事，毕业后我该怎么办？我还是趁早抓一抓绩点保研？或者尝试去国外留学？但我又讨厌那种随波逐流、一辈子坐办公室被别人管理的未来。我看到有的同学努力保研，结果某一年学校的政策一变，可能十几个学生就被刷下来，另外一拨人就有机会保研。我觉得这很荒唐，投入了三年，结果可能学校领导层开个会，你的努力就白费了。我做机器人，帮助人类拓展自身边界，更轰轰烈烈，我难道不值得更多？这种拧巴，自信与自我否定交叉，还有管理团队中出现的人际问题，让我有一段时间状态很差。

我记得自己那时躺在宿舍的床上，周围像是被石灰裹住，雾蒙蒙的。一天凌晨两三点，我忽然哭起来。我想到一个曾因抑郁症休学的师兄，我发QQ消息给他，说我很受煎熬，没想到他竟然很快回复我消息，大概是“一切都会过去”类似的话。很神奇，我当时觉得自己被理解，并且我也可以像师兄那样熬过痛苦的日子。

《淬火年代》剧照

这一切纠结和迷茫，在大四即将到来时有了转折。2021年，我收到李泽湘老师创立的深圳科创学院的邀请，这是一家支持青年学生孵化智能硬件产品的学院，李泽湘老师曾经成功孵化出大疆、云鲸智能等科技企业。学院跟华科大有合作，而我曾参与李泽湘老师早期牵头举办的冬令营，与他有过接触。他们希望招我为第一届学员，用大四一年的时间到深圳学习，学院能提供资金、人才等创业支持。

这个机会让我不再犹豫，我不想在那样的环境中跟别人一样卷，我这辈子只想做好玩、对世界有益的事。跟爸妈聊的时候，我说服他们，就当我是去读了一个研究生，三年，我相信自己能拿出一个产品出来，而不是只有一篇毕业论文。即使失败，这份经验应该对我以后也有帮助，我要去一个更接近创新、接近科技的城市。

很长一段时间，相信自己还是相信看起来更安全的主流价值观？这是我要面对的问题。

不管在哪所学校，我都不是年级成绩最出色的人。我的成绩，刚刚够我进入重点初中、高中和不错的大学。后来，我到了深圳科创学院，这里有很多同学，都有自己的创业想法，我是其中最爱折腾、爱提出各种创业点子的人之一，但我发现爱折腾在这里开始有意义、被认可。从小镇出来，我一直在靠着自己的兴趣，牵引我往前走，进入一个个的新阶段。

《好事成双》剧照

大概到深圳半年，我就确定自己一定要创业了。在深圳，我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研究产品，跟有企业经验的老师请教，我觉得自己不那么奇怪了。从研发端到消费端，整个链条我都参与，给我一种离开校园、接近现实，不断成长的兴奋。而我半年后再跟一些华科大的同学聊天，大家在讨论老师、工作、旅游……我经常听着听着就走神，去想我可以做出什么样的好产品。

创业前期，我有很多想法都没能进行下去。比如早期我设想的地下管道机器人、智能康复器械、母婴和教育类智能产品，都因为要跟政府对接，或者不熟悉父母这个群体而中途失败了。我还想过要不要做人形机器人，后来我发现这个赛道中太多追逐流量、热钱，甚至只是一个概念的企业，它们不够诚实。而我想做的，是真正能跟市面上的产品区分开来的新东西。

2022年4月，在我大学毕业前的两个月，又一次产品设计失败，团队都快散了时，我第一次追问自己，如果没有投资人，没有团队，有什么是我觉得一定要做下去的事儿？

《你比星光美丽》剧照

什么是自己的需求？我想到大健康领域。我来深圳后，每当有压力就跑步，后续开始马拉松，我发现长途跑步或高强度运动结束后，没有一款能给全身肌肉放松、做智能按摩的机器。普通的泡沫轴很呆板，筋膜枪只能小面积使用，有时我都懒得自己做拉伸。这时我开始考虑做这样一款智能滚动泡沫轴，面向专业运动和高强度运动人士，躺在地上，按摩仪会自动在身下滚动，还可以设置重点按摩区域和教程等功能。

意外的是，曾经我为了迎合很多人设计的产品没有了下文，这一次从自己需求出发的产品，却很快得到李泽湘老师及其团队的认可。2022年10月，我们获得李泽湘老师50万元“种子轮”融资。一年后，又得到李老师和其他基金300万元“种子轮”融资。也是在“种子轮”这个时间，我们正式创立了云望。拿到“种子轮”，意味着接下来一两年内，我们必须做出能上市并且量产的产品，这是一门生意不是比赛。不然钱花光了，创业之路可能就此中断。

那是我这几年来压力最大的时期，也是我又一次脱离外界束缚的时期。我像是产品经理，从技术到找资源，寻求产品反馈，各种流程都需要我对接。当时我跟联合创始人求助，希望他能站在我的角度，跟我一起讨论更多、面对更多问题。他回复我说，自己意愿不强，觉得我应该担负起更多责任。现在我理解他是一种健康到近乎残酷的心态，但我当初觉得特别孤独，认为这个世界，完全只能靠自己的意志撑下去，自己鼓励自己，你不能左右任何人。既然这样，那我也不用顾虑太多，完全做自己想做的事吧，再自我一点。

《垂直人生》剧照

这种心态，第一次让我感受到创业以来真正的轻松和自由。后来，我们研发的第一款产品正式上市、销往国内外，市场上几乎没有竞品。2025年6月，我们的按摩仪在国内各个电商平台上线，并且销量不错，我有了真正的自信，可以对自己说：“你做得不错！”

现在，我们办公地点还在深圳科创学院内，团队大约有30人，从平均年龄来看大概都是“00后”。我发现身边跟我同龄的创业者，在对技术的兴趣之外，共同点还在于有一个“放养”的家庭，和一点冒险精神。我的父母都在小地方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以前我觉得他们在创业上几乎给不了我任何帮助，但另一方面，这也是一种自由，他们不会强迫我进入那种稳定的系统。

总的来说，我觉得自己挺幸运的，接触到机器人，在困惑中接触到创业，有了起步，能养活团队。如果不创业，我会做什么呢？几年前接受采访时，对方也问了这个问题，当时我说自己想象不到不创业的生活。现在我有些改变，我想做让自己开心，开心到极致的事情。如果可以，以后我想参与拍一部像《阿甘正传》那样的电影，这听起来与做一家伟大的科技企业具有同样的影响力。

孙英东和同事们一起办公，这个团队有30人左右，全员是“00后”（袁克诚 摄）

而关于什么是一份好工作，我记得一位企业家说过，你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如果没有喜欢的事，那你想到什么就做什么；如果没有任何想法，那你找到什么就做什么。

我非常认同这种理念。作为小镇出身的青年，我明白有些人脱离学校系统后，不知道自己喜欢做什么，这很正常。而且，人不是一定要立马找到自己喜欢的、追求的事业吧？找到适合自己的，扬长避短的工作，甚至最低限度来说，先找到一份让自己感觉不会停滞不前，每天早上起床后不抱怨的工作，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尊重自己，也是存在的意义。